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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天居士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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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庐小古镇,出生布衣家。 青山终作伴,大江恋日斜。 做人身先立,志远闯天涯。 耕耘苦中乐,修性莫浮夸。 抱琴看鹤去,枕石吟云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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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贽《童心说》赏析  

2012-10-11 14:47:13|  分类: 寰宇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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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原文  

        龙洞山人叙《西厢》(1),末语云:“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。”夫童心者,真心也。若以童心为不可,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,绝假纯真,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却童心,便失却真心;失却真心,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,全不复有初矣。 童子者,人之初也;童心者,心之初也。夫心之初,曷可失也?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。盖方其始也,有闻见从耳目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长也,有道理从闻见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,道理闻见日以益多,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,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,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。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,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。夫道理闻见,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。古之圣人,曷尝不读书哉。然纵不读书,童心固自在也;纵多读书,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,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。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,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?童心既障,于是发而为言语,则言语不由衷;见而为政事(2),则政事无根柢;著而为文辞,则文辞不能达。非内含于章美也,非笃实生辉光也,欲求一句有德之言,卒不可得,所以者何?以童心既障,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。
 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,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,非童心自出之言也,言虽工,于我何与?岂非以假人言假言,而事假事、文假文乎!盖其人既假,则无所不假矣。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,则假人喜;以假事与假人道,则假人喜;以假文与假人谈,则假人喜。无所不假,则无所不喜。满场是假,矮人何辩也(3)。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,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,又岂少哉!何也?天下之至文,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。苟童心常存,则道理不行,闻见不立,无时不文,无人不文,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。诗何必古《选》(4),文何必先秦,降而为六朝,变而为近体(5),又变而为传奇(6),变而为院本(7),为杂剧,为《西厢曲》,为《水浒传》,为今之举子业(8),皆古今至文,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·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,更说什么六经(9),更说什么《语》、《孟》乎(10)!
  夫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,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,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,又不然,则其迂阔门徒、懵懂弟子,记忆师说,有头无尾,得后遗前,随其所见,笔之于书。后学不察,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,决定目之为经矣,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?纵出自圣人,要亦有为而发,不过因病发药,随时处方,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,迂阔门徒云耳。医药假病,方难定执,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?然则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,乃道学之口实(11),假人之渊薮也,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。呜呼!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!
注释译文
作品注释
  (1)龙洞山农:或认为是李贽别号,或认为颜钧,字山农。《西厢》指元代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。
  (2)见:通“现”。
  (3)矮人何辩:这里以演戏为喻,矮人根本看不到,就无法分辨了。
  (4)《选》:指萧统编的《文选》,又称《昭明文选》。
  (5)近体:指近体诗,包括律诗绝句
  (6)传奇:指唐人的传奇小说
  (7)院本:金代行院演出的戏剧脚本。
  (8)举子业:指科举考试的文章,也就是八股文。
  (9)六经:指儒家的经典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
  (10)《语》、《孟》:指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《四书》中的二种。
  (11)道学:指道学家。
作品译文
  龙洞山农在为《西厢记》写的序文末尾说:“有识之士不以为我还有童心的话,就知足了。”童心,实质上是真心,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,就是以为不该有真心。所谓童心,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,绝对真诚的本心。如果失掉童心,便是失掉真心;失去真心,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。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,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。
  儿童,起人生的开始;童心,是心灵的本源。心灵的本源怎么可以遗失呢!那么,童心为什么会贸然失落呢?在人的启蒙时期,通过耳闻目睹会获得大量的感性知识,长大之后,又学到更多的理性知识,而这些后天得来的感性的闻见和理性的道理一经入主人的心灵之后,童心也就失落了。久而久之,所得的道理、闻见日益增多,所能感知、觉察的范围也日益扩大,从而又明白美名是好的,就千方百计地去发扬光大;知道恶名是丑的,便挖空心思地来遮盖掩饰,这样一来,童心也就不复存在了。人的闻见、道理,都是通过多读书,多明理才获得的。可是,古代的圣贤又何尝不是读书识理的人呢!关键在于,圣人们不读书时,童心自然存而不失,纵使多读书,他们也能守护童心,不使失落。绝不像那班书生,反会因为比旁人多读书识理而雍塞了自己的童心。既然书生会因为多读书识现而雍蔽童心,那么圣人又何必要热衷于著书立说以至于迷人心窍呢?童心一旦雍塞,说出话来,也是言不由衷;参与政事,也没有真诚的出发点;写成文章,也就无法明白畅达。其实,一个人如果不是胸怀美质而溢于言表,具有真才实学而自然流露的话,那么从他嘴里连一句有道德修养的真话也听不到。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童心已失,而后天得到的闻见道理却入主心灵的缘故。
  既然以闻见道理为本心,那么说的话就成了闻见道理的翻版,而不是出自童心的由衷之言。哪怕他说得天花乱坠,跟我又有什么相干。这难道不是以假人说假话,办假事,写假文章吗?因为人一旦以虚假为本,一举一动也就无不虚假了,由此去对假人说假话,正是投其所好;跟假人讲假事,肯定信以为真;给假人谈假文章,必然赞赏备至。这可真是无处不假,便无所不喜呀!满天下全是虚假,俗人哪里还分辨得出真伪。即使是天下的绝妙文章,因被假人忽视埋没而后人无从得知的,不知有多少。原因何在?因为天下的好文章,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。如果童心常在,那些所谓的闻见、道理就会失去立脚之地,那么,任何时代,任何人,任何体裁都可以写出极好的作品来。诗歌,何必一定推崇《文选》;散文,何必非得看重先秦。古诗演变成六朝诗外,近体格体,古文也发展为唐朝传奇,金代院本,元人杂剧,《西厢记》,《水浒传》,还有当今应科举的八股文,凡是讲求圣人之道者都是古今杰出的文章,绝不能以时代先后为标准,厚古薄今。所以,我对那些发自内心的文章体会最深,实在用不着言必称六经,言必称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
  六经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不是史官的溢美之辞,就是臣下的阿谀之言,不然的话,也是那班糊涂弟子们,追忆老师的言语,或有头无尾,或有尾无头,或是据自己听到的只言片语,写下来汇集成书。后代书生,不明此理,就以为全是圣人的精辟理论,而奉若经典。又哪里晓得,这其间多半根本不是圣人的精论呢!即使真有圣人讲的,也是有的放矢,不过就一时一事,随机应答,以点拨那些不开窍的弟子罢了。对症下药,不拘一格,怎么可以当成万古不变的真理呢!显而易见,六经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早已被拿来用做道学家唬人的工具,伪君子藏身的挡箭牌了,绝对没法和发自童心的由衷之言同日而语的。呜呼!我又到哪里去寻找童心未泯的真圣人,与他一起探讨作文之本呢?[2]
作品赏析
  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。朱子学本来自有其丰富、深刻之处,朱熹的理性主义精神也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。但是,当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,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以后,它就逐渐走向僵化,并成为明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之一。明初士人读书议论都不能背离程朱的规矩。永乐年间(1403—1424),三部《大全》的颁定,一方面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,同时也表明程朱理学开始走向衰落。顾炎武说:“自八股行而古学弃,《大全》出而经说亡。”(《日知录》卷十八)《大全》以抄袭前人(尤其是程朱)为主,这正是加强思想统一的需要。
  《童心说》是《焚书》卷三里的一篇杂论,主要揭露道学及其教育的反动性和虚伪性,阐明了李贽的读书作文教育观,洋溢着自由主义教育反对封建教育的桎梏,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精神。
  李贽的“童心”,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。他说,所谓“童心”就是“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”。这种“本心”是最纯洁的,未受一切污染的,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,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。“童子者,人之初也;童心者,心之初也。”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。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“本心”,那么,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,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:“若失却童心,便失却真心;失却真心,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,全不复有初矣。”
 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“童心”丧失殆尽,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:“方其始也,有闻见从耳目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,而童心失;其长也,有道理从闻见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,而童心失;其久也,道理闻见日以益多,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,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,而务欲以扬之,而童心失;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,而务欲以掩之,而童心失。夫道理闻见,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。”总之,由于道学的教育,闻见、道理、名誉等的刺激引诱,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,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。反过来说,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、道理等,才能保证“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”。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,即是程朱义理。“多读书识义理”,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,取代了“童心”,使人们的语言、行为都变得虚伪,“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”。想由“多读书识义理”的途径达到“内含以章美,笃实生辉光”,只能适得其反。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“闻见道理”障人“童心”,使人“发而为言语,则言语不由衷,见而为政事,则政事无根柢,著而为文辞;则文辞不能达”。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,败坏政事,败坏社会风气,造成一派虚假。“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。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,则假人喜;以假事与假人道,则假人喜;以假文与假人谈,则假人喜。无所不假,则无所不喜。满场是假,矮人何辩也!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,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,又岂少哉?”总是,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“童心”,道学家们都是一伙“失却真心”,专门说假话、做假事,写假文的“个人”,他们把社会变成了“无所不假”的欺诈场所。
  李贽从“童心”出发,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,把“六经”,“《语》、《孟》”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,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。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,是非不辨,根本不能奉为经典。“夫六经语孟,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,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;又不然,则其迂阔门徒,懵懂弟子,记忆师说,有头无尾,得后遗前,随其所见笔之于书。后学不察,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,决定目之为经矣,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?”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,也“不过因病发药,随时处方,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,迂阔门徒云耳。药医假病,方难定执,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?”因而,“六经语孟,乃道学之口实,假人之渊薮也,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。”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,表现了李贽反教条、反传统、反权威的叛逆精神。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,敢于发露“童心自出之言”,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。
  李贽的时代,正是八股盛行,依经出题作文、代圣人立言,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。李贽却认为,“童心”即“真心”是文章的直接本源。他说:“天下之至文,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。”换句话说,即天下最好的文章,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,性情已真,则其文无所不真。不管什么时代,不拘何种体裁,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,都是真有价值的。“诗何必古选,文何必先秦,降而为六朝,变而为近体,又变而为传奇,变而为院本,为杂剧、为《西厢曲》、为《水浒传》,为今之举子业,皆古今至文,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。”
  因此,他认为,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。历史是不断发展、变化的,且书本知识、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、日益发展丰富的。所以,只要出于“童心”的作品,不分时代和文体,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。甚至认为“东国之秘语,西方之至文,《离骚》、班、马之篇,陶、谢、柳、杜之诗,下至稗官小说,宋元名人之曲”,“申韩之书”等,“肌臂理分,时出新意”。且“摅其胸中之独见”,都可“意人益智”。这种要求广读诸书,博采众长,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,是与其主张自由、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。只有这样读书,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,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“圣经贤传”的思想垄断而丧失“童心”。
  但李贽所肯定的“自然之性”的真挚“童心”,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“心学”出发的,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’的教育目的论。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。
  李贽的“童心”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。王阳明道:“性无不善,故知无不良。良知即是未发之中,即是廓然大公,寂然不动之本体,人人之所同具也。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,故须学以去其昏蔽,然于良知之本体,不能加损于毫末也。” 将李贽的“童心”一比较即可看到,李贽的所谓“童心”受到外来的闻见、道理、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,即阳明所谓“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”;李贽所谓“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,然纵不读书,童心固自在也,纵多读书,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”,也即是王阳明所谓“学以去其昏蔽,然于良知之本体,不能加损于毫末也”。
  从学术关系来看,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。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。王襞是王艮的儿子,幼闻庭训,王艮在淮南讲学时,王襞长期在左右,对于“乐学”之说尤多发挥。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,他是得泰州之传。再者,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,这一点,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。他在《阳明先生年谱后语》里说:“余自幼倔强难化,不信道,不信仙释。故见道人则恶,见僧则恶,见道学先生则尤恶,……不幸年逋四十,为友人李逢阳、徐用检所诱,告我龙溪先生语,示我阳明王先生书,乃知得道真人不死,实与真佛真仙同,虽倔强,不得不信之矣。”李贽的《与马历山书》中,“童心”、“真心”,亦有此意:“人人各具有,是大圆镜智,所谓我之明德是也。是明德也,上与天同,下与地同,中与千贤万圣同。彼无所加,我无所损。”
  李贽的《童心说》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。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,对前人规步矩随,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。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:“献吉以复古自命,曰:古诗必汉魏,必三谢,今体必初盛唐、必杜,舍是无诗焉。牵率模拟,剽窃于声句字之间,如婴儿之学语,如童子之洛诵,字则字,句则句,篇则篇,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,古之人固如是乎?天地之运会,人世之景物,新新不停,生生相续,而必曰汉后无文,唐后无诗,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,尽皆缺陷晦蒙,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?”批评很辛辣。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,“不能吐其心之所有”,相率为假古董。李贽针对文坛颓风,提倡以“真”对“伪”的《童心说》,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,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。
  总之,《童心说》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,反对权威和僵化,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,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。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,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;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,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;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;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。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,无论是对文艺批评,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,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。
作者简介
  李贽(1527—1602),原姓林,名载贽,后改姓李,名贽,号卓吾,又号宏甫、温陵居士等,泉州晋江(今福建泉州市)人。二十六岁中举,1555年(嘉靖三十四年)授河南辉县教谕,历礼部司务、南京刑部员外郎。1577年(万历五年)任云南姚安知府,三年后弃官,寓居湖北黄安耿定理家。不久移居麻城龙湖芝佛院,著书讲学。1601年(万历二十九年),受马经纶请,赴北通州。次年,被加上“敢倡乱道,惑世诬民”的罪名,被捕下狱,自刎而死。他是明代中叶的重要思想家、文学家,他以“异端”自命,认为不能“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”。他的散文见解精辟,犀利泼辣。著有《焚书》、《续焚书》、《藏书》、《续藏书》、《李温陵集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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